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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March 12

    死去的不僅是國王──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觀後

    一.          人們只需娛樂?

    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一開幕,整個場館暗了一來,觀眾看到一層黑色的紗幕,從紗幕後的影子隱約可以看到有一個人拿著權威的戲劇獎座,他說沒有想過會拿到這個獎,因為他得以獲獎的那些娛樂性作品根本不是他真正想做的。難道在現今社會,只有具娛樂性的東西才會獲獎?他想起了他的過去……

     

    獲獎者叫阿銀,他年輕時參與過一個非常邊緣的劇團。那個劇團的導演改篇了一個戲,內容非常敏感,暗諷當時的新法律壓制了自由言論的權利,自然沒有任何組織願意贊助及提供場地給他們。該劇團的導演同時也鼓勵劇團成員去參與翌日靜坐抗議,但成員們一聽到抗議,立即找來了一堆借口,說是約了人逛街,前一晚去派對無法早起云云,都不願意去。導演深為忿恨,又病魔纏身,沒等到翌日便死了。

     

    阿銀忍著悲傷,背負那導演的遺言,立志要將導演改篇的戲於當地上演。在他周遊中國並在兩年後回到故鄉後,他找回曾經的劇團成員,費盡唇舌鼓勵他們完成導演的遺願,上演那套改篇的戲劇。但自從新法律通過後的兩年,社會已經開始漸漸改變,某些言論受到控制,人們更加擔心這套敏感的戲上演。家人怕事,朋友怕事,公司怕事,受到重重壓力下,演員施壓導演,要他將那套戲改成“可以在小城中上演的樣子”。最終,那套政治為題的敏感的戲被改得面目全非,成了一套純粹娛樂搞笑的惡搞乒乓球比賽。

     

    圖表 1 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敏感戲劇(留意演員的藍色和紅色褲其實是假的,腳穿在黑色褲中)

     

    不料,這些搞笑戲非常受歡迎,並將阿銀推上了戲劇界的頂端,讓他獲得了至高的榮譽。但這根本不是他從事戲劇的初衷……

    二.          放棄總有原因

     

    那套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戲劇原來是講國王快將死去,皇后不斷告訴他這個可怕的事實,而妃子卻在用各種善意的謊言和盛大的節日來哄騙國王。國王總是要死的,但國王不喜歡聽這種事情,正如那套法律成立後,對言論自由方面會有負面影響,但國王(百姓)只顧娛樂,放任“死去”成為事實而不聞不問。

     

    這個質問暗示了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這套戲最為中心的問題:當我們不去捍衛自由的時候,我們會漸漸失去我們的自由,恰如國王漸漸死去。因此戲中那英年早逝的導演會鼓勵劇團成員去靜坐或抗議,爭取自己的自由──以賽亞.伯林將這種具爭取及獲得性質的自由稱為積極自由。但他的提議被各種各樣的理由拒絕了,因為劇員有權利不去靜坐而去選擇派對和逛街購物──這種不受外界干涉的權利被以賽亞.伯林稱為消極自由。

     

    積極自由強調自治和能動性,強調一個人對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力;消極自由的重點在於外部力量沒有對主體形成束縛和控制,沒有他人的干涉。言論自由是一種典型的消極自由,因為他人不能干涉主體的發言,更不能阻止他們去派對和逛街購物了。但問題在於,我們應該如何保護我們的消極自由?如果立一條新法禁止人們去派對和逛街購物的人,那些崇尚消極自由的劇團成員怎樣才能保護自己的自由?

     

    三.死去的不僅是國王

     

    上述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公民美德。政治哲學家佩迪特在《共和主義理論》一文中談到“自由的代價就是公民的美德,這種美德既包括積極自願地參與政府,也包括對統治者保持永恆的警剔”。換言之,需要培養一種公民的美德才能保護自由,但什麼是公民的美德?斯金納在《政治自由的悖論》提到公民美德是“能夠使我們自覺地服務於公共利益(Common Good),從而自覺地捍衛我們共同體的自由,並最終確保共同體的強大和我們自己的個體自由”。這意味著,保護自由要求人們必須思考並服務於“公共利益”,要求人們透過各種行動去保護自由。

     

    古希臘城邦的公民積極參與投票及於公共場合演講,密切思考並影響整個政治及社會的轉向,這可謂是每一個憧憬公民道德的思想家心中的理想公民了。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,自由市場及物質豐富化,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深,人們開始囿於私人空間的娛樂而忽視整個社會及政治的流向,認為後者與自己的私人空間的快樂毫無關係。這種在私人空間和私人利益中生活的個人是市民(Civil),這種強調“私”的角色與強調“公”的公民(Civic)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,因為公民關心的是社會和整個政治體的問題。

     

    圖表 2 “父母說,如果我演這個戲要和我斷絕關係”“我公司說要炒我魷魚!”圖中間的是阿銀,被逼將政治入題的戲改得面目全非

     

    在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一戲中,市民與公民的對比體現為劇團麻木的成員(享受私人領域中的派對和購物)與劇團導演。對一個典型的“市民”而言,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私人空間(及其娛樂)和自己的利益(不要讓我排這種戲導致我被炒魷魚),只要這些不受影響,便繼續沉迷在節日和善意謊言。另一方面,作為“公民”的劇團導演死前擔心法律會影響當地的思考和輿論風氣,而他擔心的事果真在兩年後出現了。遺憾的是,那些劇團成員對此毫無感覺,亦對此毫不在意,因為他們對他們是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裡毫不關心,更不會採取任何行動,甚至最後受了束縛也渾然不知。

     

    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中,國王其實就是市民的人文關懷及具政治性的行動,後商業價值就指的當今的私人領域及豐富的娛樂。人文關懷在私人領域及豐富的娛樂裡漸漸死去了,最後,國王喪失了生命,社會喪失了寶貴的自由和權利。人們享受消極自由和生命竟導致失去消極自由和生命,這正是政治哲學和這部戲劇告訴我們的最無情的道理。

     

    (「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」,導演譚智泉,2009221,於劇戲農莊。)

    May 11

    自由與道德

    我們會要求一隻狗,甚至一部電視機負上道德責任嗎?我們看到狗隻四處交媾,隨地大小便,貓隻抓爛了沙發,老鼠偷吃芝士稻米,我們不會要求他們負起道德責任,更不會因為一支筆跌到地上而怪罪狂風,要求狂風負上道德責任。因為它們不是人,它們沒有善惡觀念,只有維持生命的本能,或者只是根據因果而行動。

     

    但回過頭一想,即便人類有善惡觀念,卻沒有自由的話,可以要求人們根據道德原則行事嗎?試想我們只是一部機械,例如電視,嚴格遵守命令,人們輸入第一台,我就轉第一台,外界輸入什麼命令,我就按照程序執行這些命令。在這種情況下,我沒有自由可言,沒有選擇可言,那麼我還會有道德嗎?殺人是惡的,但我們不會說槍是惡的,而是說人是惡的,因為槍沒有自由意志。如果人像槍那樣一按扣板就會自動射擊的話,我們可以要求人負起道德責任?趟真這樣,參與戰爭的飛機,石油,電報信號,運輸船隻及吹動船隻前行的風向是否都要負上道德責任?

     

    因此,沒有自由意志的東西根本無法承擔道德責任的。換言之,為了論證人類需要有道德,我們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:人類是有自由的嗎?塞爾認為,既然人的意識與思考是源自大腦,大腦的運作又是取決於神經元,要證明自由是實在的,那麼必須把論證落實到神經生物學的層面。問題在於,我們所學的生物學(比如條件反射等)所具有的科學必有的行為主義態度,把人當作輸入-產出的機械。用這樣的科學,真的能證明我們擁有自由意志(並因此而應該負起道德責任)嗎?

    May 08

    對批判的批判

    毫無疑問,我們每一個人都思考“善是什麼”或者“什麼是善”,然後會身體力行,把這些思考體現出來。雖然我們也有疲憊煩躁的時候,使得自己的行為和實踐與自己的思考背道而馳,即便如此,每一個人的確都會思考“善”的問題,自己應當如何生活的問題。我們會舉例,會推論,會引用一些概念,會去論證,但對於這些論證的過程本身,一般人是鮮少思考的。換言之,一般人會去批判,但鮮少進行批判的批判。

     

    為什麼我們接受這些例子,這些論證,而不接受其他呢?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些論證已經足夠合理呢?這些問題都是對思考的思考,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思考。如果戲劇是表達社會矛盾的,是用來批評社會的,那麼對批評的批評就是思考戲劇表達的問題。傳統戲劇如何透過排除其他意見和現象來塑造一種融貫的善惡觀?戲劇之所以可以上映的過程是怎樣的,什麼機構和什麼人會篩選作品,以致我們無法接觸一些獨特的作品?最後,如果哲學也思考哲學自身的話,思考戲劇的戲劇應該會很有意思吧……或許這就是先鋒派的態度,宣稱自己不是真理的情況下支持某些合理的東西,而這種態度真誠的地方在於把自身的弱點顯示出來,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專家把弱點收藏得很好。

    格拉斯哥大學2007年的形而上學課

    格拉斯哥大學2007年的形而上學課,主要討論以弗雷格到Lewe的語言哲學進路,尤其提到Quine的經典論文“論何物存在”,有興趣的不妨一讀,了解一下最近的形而上學內容。本課程是由David Harris主持,大家看看就好

     

    鏈接:http://www.gla.ac.uk/departments/philosophy/Undergraduate%20Resources/Honours/Honours%20Courses/JH8/METAPHYSICS%20HANDOUT%201.doc